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促進了企業降杠桿嗎?——基于醫藥制造業上市公司雙重差分模型的檢驗

來源:稅務研究  作者:袁業虎 沈立錦   人氣:  時間:2020-11-19
摘要:本文采用了雙重差分模型,利用“負面清單”中的六個行業建立反事實的對照組,通過醫藥制造業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樣本數據,檢驗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杠桿率的影響,以及對不同類型企業負債的影響,并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對現金流敏感性、產權性質和企業規模進行了異質性分析,以期拓展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效果的研究。

  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稅收優惠政策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其對鼓勵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隨后一系列相關的政策特別是于2016年1月1日在全國范圍內實施的《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科技部關于完善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政策的通知》(財稅〔2015〕119號)規定,除了“負面清單”中列示的六個行業之外,所有的企業都可以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覆蓋面之廣和減稅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在該政策的實施下,企業的研發投入得到了激發(任海云等,2017;李艷艷,2018),并促進了企業經營效果的提高(張丹麗等,2017)。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在帶來研發投入增加的同時,是否由此影響了企業獲得資金的來源和融資決策以及財務決策,是否形成了其他的政策效應,又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充當了怎樣的角色呢?

  由于政策(財稅〔2015〕119號)實施于2016年,能夠滿足政策實施時點至少前后各三年的數據時間區間要求,雙重差分模型可以較好地檢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政策效果。因此,本文采用了雙重差分模型,利用“負面清單”中的六個行業建立反事實的對照組,通過醫藥制造業A股上市公司2007~2018年的樣本數據,檢驗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杠桿率的影響,以及對不同類型企業負債的影響,并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對現金流敏感性、產權性質和企業規模進行了異質性分析,以期拓展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效果的研究。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在理論和實踐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作用已經十分明確(馮海紅等,2015;任海云等,2017;李艷艷,2018)。但是研發投入是一項兼具收益和風險雙重特征的創新活動(王玉澤等,2019)。一方面,研發投入可以形成作為企業長期競爭力的核心資源,未來可能給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研發投入又是一項風險較大的投資活動,需要大量且長期的資金投入,占用了企業的專用性資源,并且存在回報的不確定性,由此增加了企業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谘邪l投入的收益性和風險性,隨著研發投入水平的提升,企業可能出于受益或者是面臨的風險而進行融資決策,其結果會最終體現于杠桿率的變化之中。具體可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當研發投入可以給企業帶來收益時,研發投入的增加就直接作用于股價或是權益價值的提升(呂媛等,2009)。企業的研發情況會影響到投資者對企業未來發展和盈利的判斷,最為直接的反應就是股價的波動(楊文君等,2018)。企業的研發投入所帶來的股價提升就代表了市場中投資者的選擇:一方面,切實說明研發這種可能將潛在利潤轉化為實際收益的活動能夠更容易地在股市上吸引到潛在的投資者,從而降低了股票的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股價的上揚直接意味著市場估值的提升,而市場估值對于企業融資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王振山等,2017)。因此,無論從流通成本的降低還是市場估值的提升的角度而言,研發投入帶來的股價上升對促進企業股權融資成本的下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國資本市場中,企業本就普遍存在股權融資偏好,加之研發投入增加能夠為企業實現降低股權融資成本的實際效果,企業將更加偏向于也更加容易獲得股權融資,因而減少了對于債權融資的需求,實現了企業杠桿率的下降。

  其次,研發投入的增加同樣可能給企業帶來風險。研發投入本身就具有高風險性、外部性以及投入和產出并不能完全成正比的特點,也不易形成無形資產,并且轉化能力和變現能力均較差,資金的流動性也較弱(王玉澤等,2019)。在企業研發的漫長過程中,企業的成長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企業的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也隨之增加(劉柏等,2019)。加之債務的固定成本負擔,企業更傾向于減少債權融資比例。同時,銀行作為我國企業獲得債權融資的主體,有嚴格的信貸審批程序,鑒于研發投入的風險性,企業也難以獲得銀行貸款,因此較難實現債權融資。所以,在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過程中,研發本身具有的風險性從客觀上促進了企業降低杠桿率。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激勵了企業更多地進行研發投入,企業既可能出于收益性更容易以較低成本獲得股權融資而實現杠桿率的降低,也可能由于風險性難以獲得債權融資而降低了企業的杠桿率。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以“負面清單”的形式列舉了不可享受該政策的六個行業,即煙草制造業、娛樂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批發和零售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業作為對照組,并選取在研發創新活動中具有代表性的醫藥制造業作為實驗組,用nindcd變量區分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取值為1,對照組取值為0。雖然財稅〔2015〕119號文件于2015年下發,但政策實施的時點是2016年1月1日,所以將2016作為政策實施的年份,用time變量區分政策實施前后的時間,政策實施后的年份取值為1,政策實施前的年份取值為0。本文分別構建了普通最小二乘模型(OLS)和面板數據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FE)檢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企業杠桿率的影響,所有模型均控制了年度和行業,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y是被解釋變量杠桿率,control包含了一系列控制變量,ε是殘差項。核心變量是nindcd×time,即實驗組與政策實施時間的交互項,其系數β3是分析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醫藥制造業企業杠桿率影響的效應系數。

  (二)變量設置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杠桿率(LA)。與大多數的國內外文獻一致,我們沿用了資產負債率來衡量企業的杠桿率。本文解釋變量是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did),即上述模型中實驗組(nindcd)與政策實施時間(time)這兩個虛擬變量的交互項。根據經驗做法,本文加入了資產規模、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資產有形性、凈資產收益率、非債務稅盾、管理費用、托賓Q、兩職合一情況等控制變量,詳見表1(略)。

  (三)樣本與統計描述

  本文按照證監會《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選取了醫藥制造業、煙草制造業、娛樂業、批發業、零售業、商業服務業、租賃業、餐飲業、房地產業、住宿業作為樣本,但在實際中我國并沒有上市公司歸屬于煙草制造業和娛樂業,所以對照組中僅包含批發業、零售業、商業服務業、租賃業、餐飲業、房地產業、住宿業這7個行業。剔除了ST、*ST公司樣本,以及數據缺失和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企業,最終獲得2007~2018年共12年3 816個樣本,其中實驗組1 179個樣本,對照組2 637個樣本。所有數據均來源于CSMAR數據庫和Wind金融數據庫。表2(略)是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分析(略)

  四、進一步的研究(略)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利用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數據,根據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負面清單”中的六個行業構建反事實,進行準自然實驗,檢驗了政策對醫藥制造業企業杠桿率的影響。研究發現: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促進了醫藥制造業企業杠桿率的降低,并且推動了企業對負債結構的調整,政策對降低長期負債率的效果更加明顯。同時,促進企業降低杠桿率的政策效應在現金流量較低的企業、國有企業以及大型企業中更為顯著。

  這意味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除了直接促進企業研發投入、鼓勵企業創新以外,在降低企業杠桿率方面同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推進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然而政策效應在非國有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尚不顯著。然而,研發投入對企業的影響具有兩面性,雖然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實現了企業杠桿率的下降,但部分企業可能是出于對研發投入風險性而非收益性的考慮。就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繼續完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稅收優惠政策,精準發揮財稅政策的主導作用

  1.加大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支持力度。中小型企業對我國的科技創新貢獻占比高達70%,而且其中以民營企業居多,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已成為我國科技創新的支柱性力量。然而,一方面,政策的落實在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中的效果依然較差,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相比于國有大中型企業實際對政策的敏感度和獲得性不足;另一方面,受到全球經濟衰退、中美貿易爭端、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響,中小型企業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所以,對于民營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研發費用的稅收優惠力度應進一步加大,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可以階段性上調。

  2.實行對特定行業、特定研發活動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區別管理,補齊醫療等行業短板,鼓勵基礎性研發。不同行業現有的科技水平不同,而且對于不同研發活動的需求水平也存在差異。比如,基礎性的研發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而見效緩慢,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醫學技術研發、創新藥械的研發是我國當前的短板,高端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國產化率均處于較低水平。建議對特定行業、特定研發活動,通過提高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適當擴大對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認定范圍、配套相關固定資產加速折舊等方式大力給予稅收優惠政策支持,鼓勵引導企業加大對相關領域的投資,補齊短板,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二)加強對研發活動的全過程管理,聯合多部門注重事前篩選和事后評估,發揮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引導作用。

  本文的結論印證了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對于實現降低企業杠桿率的顯著作用,然而企業可能是出于研發投入的風險性而被迫降低企業的杠桿率,這就有違初衷。由于企業的異質性,不同企業對資源利用和管理配置的能力存在差異,具體就體現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實施后,研發投入水平的提升反而給部分企業增加了風險而非收益。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實際上是對企業研發活動的事后激勵,難以幫助企業在事前提高預判以及在事中提升風險應對能力。因此,在大力推行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同時,應避免研發投入增加對部分資源配置能力較弱的企業產生不利影響,防止企業陷入財務困境或經營困境。為此,建議在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的基礎之上加強對研發活動的全過程管理,聯合多部門注重事前篩選和事后評估,實現對企業研發活動投入端、產出端和收益端全方位的引導和管控,對各個關鍵節點或者環節的階段性成果進行檢查核驗和相關指標考核,避免部分企業為了滿足享受稅收優惠的條件而利用政策甚至出現騙取稅收優惠的行為,真正引導企業將研發投入轉化為產出,實現經濟效益。

  (本文為節選,原文刊發于《稅務研究》2020年第10期。)

  作者:袁業虎 沈立錦 單位:江西財經大學會計學院 江西省投資集團改革規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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